颐英和

    无独有偶，仍然是《杂文选刊》2008年第5期吴洪森写了一篇《冰雪灾后的思考》，说到：“我们事后才得知，被雪灾困在高速公路和铁路上的农民工，很多人长达一星期才获得救助。他们仿佛被困在无人地带的南极和北极。然而，他们不是困在无人地带，除了贵州山区之外，湖南、安徽等地都是人口众多的地区，很多被困车辆，离城市只有几公里。困在这样的地带，居然得不到及时救助，令人匪夷所思。幸亏还有趁机发雪灾财的贩子及进赶到，把水以五元、十元一瓶，方便面二十元甚至五十元一杯的高价卖给他们。”

    说实话，当我知道南方冰雪灾那么严重后，看着电视、报纸上报道哪个市县断电了，哪个地方没水了，我本能地就想到了农村，想到了山区，想到了在路上的、矿区的、小企业的工人和司机，因为我在基层工作过多年，市、县断电、缺水、缺衣了，那么，那些山区、农村和路人呢？连煤、柴、面都无法找的地方呢？但我没有看到吴先生写的这材料，也没有吴先生想得那么深刻。

    文章又说到：“媒体对这种趁人之危赚黑心钱的行为愤怒指责。扮演道德义愤再容易不过了，可是我要问，农民工被困在寒冷彻骨的车厢里，电视上出现过一个报道此情景的镜头吗？我还要问，假如不是这些赚黑心钱的人及时赶到，一个星期的断水断粮会饿死冻死多少人？”

    说实话，我以前也曾有过这种遭遇：比如车堵了，沿途有卖蛋卖水的。比如路不好走，车陷进泥里了，请人推一下车，引一下路要收费，当时虽然解决了最大的实际问题，但却免不了也心生烦恼，甚至会有怨言，而不是怀着感恩的心去报答，不免心生惭愧。现在看了吴先生一针见血的文笔而打了一个冷战：如果不是这么些人跑去救助，那么多受困人群，等谁救？谁去救呢？什么时候也是漂亮话好说，不漂亮的事也管用呢！

    文章接着说：“幸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追求发财致富成了合理合法的事情。这次雪灾如发生在极左时代，既封锁消息又不允许做买卖，将不知冻死饿死多少人。灾害发生的时候，允许赚黑心钱的人到场，避免了大批死人现象发生，这无疑是个进步。”

    说实话，这个道理再浅显不能了。但好像现在我们仍然没有弄懂，也仍然在做着假情假意、不切实际的宣传。付出就要有报酬，这是普遍的规律，特殊的人，特殊的时期，特殊的事情代表不了这个一般性，但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要宣传让别人牺牲自己的鲜血甚至生命去救助别人呢？这现实吗？舍生忘死救助别人的人无疑应该有足够报酬和现实表彰，但保存自己，有利于自己得去求助别人不是更需要提倡和现实吗？为什么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去和坏人搏斗，不愿意去管别人的“闲事”呢？当宣传与实际，当前和长远相差太远时，会把人的思想和人格都弄得分裂了的！

    文章接着说：“为什么能够到现场的人还未能及进赶到救灾现场呢？毫无疑问，第一责任是新闻媒体还有失真失实的问题。在持续十多天的雪灾期间，我们从电视新闻里看到只是几个大城市火车站、飞机场的拥堵情况，农民工被困在路途上的镜头却鲜有见到。”

    媒体我不太懂，记者到不了现场，恐怕既有主要媒体记者顾不上的问题，也有到了拍下也发不了的问题，更有记者拍摄这些东西不仅没有什么利益，而且可能会吃力不讨好的问题！试想有许多媒体如果鼓励这种报道呢？现在不是网上能发布好多这种相片和报道了吗？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媒体不自由，不公开恐怕不能怨媒体和记者。

    文章接着说：“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说，民主国家之所以在灾荒发生的时候很少发生大批死亡事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民主国家的信息自由流通，新闻媒体使得民主国家的公民在灾荒来临之时有足够的时间采取保护自己的措施。”“救灾是高度组织化的行动，没有组织，个人是难以参与救灾的。因此，除了新闻发挥应用的作用之外，能否使人们迅速赶到救灾现场，另一个关键就在于公民平时结社的范围，一个有广泛结社的社会化，其民众不会是一盘散沙。”

    他讲的这些我不太懂，但我想只有真正把人，把个体的人，把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当作生命了，才是进步的政府，才会让新闻自由，他文章中把中国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和美国2005年飓风灾难以及印度的灾难应对措施及记者参与的程度作了比较，我不完全清楚，但2003年非典时前后两段截然不同的新闻公布，却无疑对控制疫情减少人们的恐惧心里和增加应对办法是有极大帮助的！

    文章最后说了一段：“一百多年前，严复带着寻求西方富强奥秘的使命到英国学习。他的结论是，西方世界之所以富强是人民有民主与自由。人民可以随意组织起来，随意开办公司。自由使得西方社会活泼有生气，人人可以尽其才，正是民间的活泼强大，奠定了西方国家强大的基础。时隔一百多年之后，严复的发现正在实现，只是人们期望步子更大一些。”

    这些理论我不太懂，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严复100年前就说了这话了吗？我记得五四时期曾说过赛先生和德先生的。

注：图片来自网友高兴